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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熟悉的陌生人

2015-02-18 00:42:23 人点击
导读:高中历史课本上,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时总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博古”。这个名字和王明、李德紧密相连,更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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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课本上,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时总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博古”。这个名字和王明、李德紧密相连,更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象征。因为他们的错误,红军丢失了根据地,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被迫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今,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始终有点模糊不清。党史上,对他的专门介绍也只是数百字。从照片上看去,博古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面容清秀、个子高高的儒雅男子。

博古,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1.清寒苦楚的少年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出生在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江苏无锡。秦邦宪是北宋词人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其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曾在温州地方审判厅当过刑事庭庭长。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从事律师职业,一度在浙江长兴县担任统捐局局长。

秦邦宪幼年曾在无锡念私塾。9岁那年,他随因病辞职的父亲回到无锡。因家境大不如前,只得卖掉祖居地城中耆英里的老屋,租住在大河上秦琢如家。1916年冬,秦肇煌病逝,秦家从此江河日下。秦邦宪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是在清寒苦楚中度过的。

为延续秦家“书香世家”之美誉,秦邦宪的母亲依靠含辛茹苦挣来的微薄收入,支持他先后考进了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上小学时,他的国文、算术很好,但体育、唱歌成绩较差。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秦邦宪显得深沉、富有头脑。

1921年,秦邦宪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学习。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年仅18岁的秦邦宪不顾身患肺病,以苏州“二工”学生会会长身份,积极参加并领导苏州、无锡等地的反帝斗争。五卅惨案的冲击,使秦邦宪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他在《病榻琐记》杂文中写道:“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不愿赧颜惜命于胡虏蹄下。”

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构成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坚实思想基础。

2.爱情在莫斯科播撒

从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秦邦宪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期间听了瞿秋白、恽代英等老师讲授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不久,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到达中山大学后,秦邦宪被分在四班,第二年5月又进入俄文班。他和王明、张闻天等人是留苏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秦邦宪以一个中国普通留学生身份参加了有关的各项政冶活动。

1927年,世界劳工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秦邦宪俄语水平较高,被聘请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生活翻译。在工作中,他认识了无锡女工代表刘群先。

刘群先,1907年生,也是无锡人。1924年起,先后进无锡庆丰纺织厂、申新三厂、德兴丝厂做工。她为人耿直,敢为工人争权益,深受工友们的喜爱与称赞。1926年5月,她积极参加无锡丝厂女工总同盟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1927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中国工人代表团里,刘群先第一次见到了秦邦宪。代表团的翻译秦邦宪,居然是她“中大”的同学!在国内时,刘群先是读秦邦宪主编的《无锡评论》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经接触,俩人居然又都是无锡人,刘群先的一口无锡话使他们一见如故。

大会闭幕时,苏联妇联宣布宋庆龄女士来到莫斯科,妇联下午开欢迎会,各国代表可以去领票。刘群先渴望一睹宋庆龄的风采,聆听她的演讲。但宋庆龄是用英语,而秦邦宪既懂俄语又懂英语,于是,刘群先就恳请秦邦宪留下,和她一起听宋庆龄的演说。秦邦宪爽快答应了。

散会后他们一起步行回“中大”。一路上刘群先向秦邦宪讲了无锡的工人在国共分裂时期与国民党的斗争,无锡人民在国民党屠刀下遭受的深重苦难。秦邦宪向刘群先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和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两人谈得很投机,共同理想使他们之间感情不断升温。每逢刘群先在课余时间或休息日去莫斯科近郊的工厂参观,了解苏联工人的生产、生活和工会活动的情况时,秦邦宪常常陪同她一起去。他们在一起感到很开心,渐渐地感情升华,1928年5月他们决定结婚。秦邦宪送给刘群先一条裙子和一双皮鞋,这是她第一次穿裙子和皮鞋。 

1930年回国后,刘群先参加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继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她被美国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誉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

刚到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博古诺夫”,“博古诺夫”为俄语“上帝”(Бог)的音译。后来回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记起来。

1929年,博古学习成绩优秀,转人中国问题研究院当研究生,并担任校内工人班政治常识教员兼党的指导员。

3.稚嫩的“总负责人”   

1930年5月,博古回到上海,开始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并参加《劳动报》等工人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一次示威游行的活动中他与王明相遇,开始了与王明的合作。由此他的革命生涯在此后的几年中走过了一个很大的弯路。

1931年,博古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年4月到6月,发生了顾顺章、向忠发事件,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

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

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

博古很吃惊,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博古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告诉他,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时年博古24岁。

与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24岁的博古显然有些稚嫩。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24岁的博古还有点孩子气呢。陈赓挂彩了到上海看病,和博古住一块,住在楼上。警察从下边过,他两个就用大便报纸包住,往警察头上丢。这不跟小孩一样嘛,哪像党的领导人呢。”后有人回忆。

博古就任总负责人以后不久,江西苏区发来电报,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希望能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就任主席。主席一职有三个人选,一是工人出身,且在苏区有着较高威望的项英,另一个是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还有一个就是博古提名的毛泽东。

此时正值宁都会议前夕,苏区对毛泽东有诸多意见,但博古顶着种种压力,推举毛泽东为苏区主席。

4.成也“国际”,败也“国际”

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1932年底,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1933年1月19日到达江西瑞金。1月下旬,在博古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局,博古提仪任弼时负总责,而大多数人则推选博古为中央局书记负总责。

因为博古不懂军事,共产国际派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来到了苏区。具有耀眼光环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王冠”的李德,在博古的心目中,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伍修权将军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面对年仅25岁就当上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李德一面恭维博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定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面嘲讽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什么毛泽东惯用的“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并一再断定“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也一再表明,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因而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

因博古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和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博古成为历史的“罪人”被载入了史册。可以说,博古成也“国际”,败也“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把博古推上了领导岗位;又因为博古的“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吃尽了苦头。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在行军中博古沉默寡言,情绪低落,减食少睡。取消最高指挥权后,一些电报电文也得不到及时处理,军队事务受到影响,党内急需确定新的领导人。这一天,红军行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周恩来出面找博古和他谈心。

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周恩来顾左右而言他,   

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周恩来开门见山:“我们的对象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给他共事了两年,对此人知根知底。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博古听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此人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深知,若论搞宣传组织工作,博古这些方面都行,但搞军事不行,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博古为了革命前途,于是提出:“那就让毛泽东负总责吧。”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接着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

周恩来的眼睛盯着博古的两只箱子看。博古是个聪明人,他爽快地说:“把这两只箱子就送到张闻天那儿吧。”

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

博古道:“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潘汉年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此人是个精明能干的人,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甚至能背诵电报密码。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解除了博古半个月来的心理阴霾。第二天,博古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象征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两个文件箱挑到了张闻天那里。博古又找到潘汉年,两人畅谈近4个小时。博古特意向潘汉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权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

当时有不少人反对博古交权。凯丰就是一个,凯丰告诉博古:“现在谁对谁错还为时过早,还没有成为定论呢。”凯丰甚至说:“你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一说就算数啦?”

博古对潘汉年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

1935年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9日和10日陈云和潘汉年分别出发去了莫斯科。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但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5.面对诱惑,不为所动

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博古虽然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支持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特别是在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在党和红军危难之际,博古始终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边。

1935年6月12日,博古等人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在经过8个月的长征之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8000余人,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理发生变化。

在张国焘的要求下,中央常委会增补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把总政委一职让给他,但张国焘仍不满足。

对于张国焘日益表现出的政治野心,博古有所觉察。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第一个找的人就是博古,可博古却不给他好脸色看。张国焘问,遵义会议怎么开的?张国焘说,我们四方面军不承认遵义会议,它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张国焘挑拨离间,希望博古跟“他们”分开,跟自己合作。张国焘多次找博古“谈心”,还派来陈昌浩作他的工作。陈昌浩跟博古是苏联的同学,关系一向密切。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6.发挥己之所长,创办《解放日报》

1941年前后的抗日根据地舆论导向混乱,不时出现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王明提出,“我党与日本侵略军妥协,先打国民党反动军,再打日本。”王明的言论颇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为此,博古提出延安需要有一份日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统一思想与认识。于是,中央决定让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

1941年5月15日,《解放日报》试刊,16日作为党中央的日报正式出刊。创刊号头题登载博古写的《苏援华态度坚定不变》。《发刊词》由毛泽东执笔:“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宣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并阐明党报与党的关系。5月18日,该报刊登毛泽东执笔的著名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

博古每天早晨六点半到报社,改稿、校对、印刷,忙起来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炊事员将早饭费力地挑到报社办公室,他常常不得不原封不动地把它再挑下山。博古请来李锐、吴冷西、林默涵、丁玲等一批文艺界、知识界人士协助办报,为他们安排了优厚的待遇。当时记者、编辑、校对每月的报酬有六、七斤猪肉,这在困难的陕北是很难得的。报社纸张缺乏,博古让编辑人员用马兰草纸印刷,因此,最初的解放日报都是黄色。

6月23日头题报道德国法西斯大举进犯苏联的消息,博古撰写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文中指出:“这种自掘坟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25日发表博古根据毛泽东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撰写的社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最早向世界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

1941年9月16日报纸扩大版面,由四开二版改为对开四版,成为当时全国大型日报之一。创刊开始时,解放日报第一版为国际要闻,第二版介绍国统区情况,第三版才是陕甘宁边区情况,第四版为文艺副刊,这种版面设置维持了大半年。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与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开展。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报告,竟被发表在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引起了中央的注意。3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通报情况,也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在讨论,使之加强党性与反映群众。”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由于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于是,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的精神赢得了同行的尊敬。

博古提出把《解放日报》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四开四版的《参考消息》。新的版面于4月1日见报,社论《致读者》博古执笔:“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并说“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1942年9月,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了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包围的消息,立即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这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在同事看来,这一阶段,博古和毛泽东的合作非常愉快,他经常和毛泽东通电话,汇报工作,或者到毛泽东处小坐,遇到重大新闻,博古也会亲自拿着稿件给毛泽东审阅。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7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博古写了专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值得一提的是,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毛泽东旗帜”的。

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一份报纸居然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

从1941年创刊到1945年,在博古领导下,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克服重重困难,组建总分社9个,分社40余个,并形成一支近3万人的通讯队伍,使解放区形成了一套系统网络和统一的战斗结构。

7.学识与人品,令人敬仰

在同事眼里,身为社长的博古为人热情、直爽,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笑声能从山上传到山下,孩子们有时候称他是“母鸭子般”的笑声。博古的儿子回忆:“他的笑声特别,很响,嘎嘎嘎的,爽朗,很远可以听到,我从小叫他‘母鸭子’”。

博古没有官架子,行政科的人能对他直呼其名,他也时常称呼别人“老兄”。在延安,夜间熄灯最晚的是毛泽东与博古,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博古只有夜间才能翻译,早晨6点半钟还要起床上早班,审查党报的稿件,他劳累过度身体不好,还把中央每天供给政治局委员的一瓶牛奶,送给缺奶的杨永直编辑的女儿喝。

1943年初,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说《解放日报》发表过十几篇对敌后生产建设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新华社没有广播,应当早日补发出去。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写了一篇检讨,请博古阅后转中办。博古看后写了“这个责任应由我负,博古”,告吴文焘“我马上发了”。博古对工作差错首先归于自己,这是报社、新华社的同仁非常感动的。

在延安时期,大家公认博古读的书最多,写的文章最好。博古写文章几乎都是一遍成稿,而且他的讲演也是一流的。博古讲演时不紧不慢,极富感染力,讲演的内容稍加标点即可以发表。博古精通英文和俄文,且俄文尤甚,每天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都挤出时间来做翻译工作。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他的重要译著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他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很深的研究,这些译著为传播马列主义、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 

博古负总责的时期,犯了路线错误。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检讨:“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他的发言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博古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

1945年8月15日傍晚,新华社吴文焘副社长手持“日本投降”的急电来找博古,博古外出了,吴文焘立即摇动挂在博古墙上的电话机,说“请接毛主席处”。毛主席听了说,“噢,那好啊,有什么新情况你再打电话来”。接着博古告诉吴文焘,他还在毛主席处开会,要吴文焘在电话旁等指示。午夜,博古从毛主席在枣园的住处回来,带回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勒令日、伪军就近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

8.其儒雅形象,永远定格1946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叶挺、王若飞、邓发等重要领导人由重庆飞往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后军统特务证实:这起空难是军统特务精心设计的暗杀。这一年博古39岁。

博古遇难后,郭沫若在《哭博古》中这样写道,“博古,推动中国历史的铁人,你的潜能似乎才刚开始发动,然而竟陨灭了。”田汉在诗作《他的心没有成灰》中写道,“他像太湖一样的汪洋,他胸里没有一点儿云翳。”

秦邦宪等人的遇难,周恩来更感悲愤。4月19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文章:“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称他们是:“久经考验永远忠于人民事业的党的优秀领导者和党的骨干”,“是中国人民的玉壤宝”,“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文中还指出:“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

 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副总编辑艾思奇、陈克寒在《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中说:“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的最杰出的导师和模范。” 他们一起回忆了博古那儒雅的神情,母鸭子般爽朗的笑声。他们的回忆让人明白,那个叫博古的人,原来曾经是这样一位革命者。

博古从1932年在上海与母亲一别,竟成了永诀。后博古去了江西苏区,历经长征到达陕北,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能见母亲一面。他的母亲日夜思念着儿子,因担心儿子的安全,老母经常伤心落泪,翘首盼着儿子能回去看望她、甚或接她,可儿子却杳无音信。直到临终,博古的母亲都未见上儿子一面。博古的女儿秦摩亚,“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无锡,寄养在亲戚家,15岁时不幸被拐骗到四川。她一直盼望着有一天父亲能够接她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却是报上父亲牺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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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遇难4年后,博古的母亲弥留之际,叶剑英元帅出现在老人的病榻前。

“你来看我很好,长林呢?他为什么不来?”长林是博古的乳名。面对老人的声声呼唤,叶剑英始终没敢说出实情,只是安慰她:“长林工作很忙,他是领导,他来不了。叫我代替他来看看您。”

博古,24岁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的位置,28岁交出领导大权,39岁飞机失事英年早逝。

博古的身影永远停留在了1946年。

作者:中文名:高荣伟   英文名:William Gao    邮编:473300   地址:河南社旗县西天平街宛东经济评论杂志社副总编辑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太大学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港澳台研究
              

文章来源:qianke.cc 编辑:千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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